《地獄之旅：一個電影人的長征》與《南京南京》的關系相當于d9碟中的幕后拍攝紀錄片，但它又不僅僅是停留在花絮的堆砌和關于影片本身的訪談上，它帶有更多對于中國電影制作環境的觀察和揭露性質。因此，即使與《南京南京》剝離開來，這部紀錄片也有著其獨立存在的價值，除了那些讓人無奈的黑幕，還可以讓有志于從事電影創作的人清楚一個導演在攝制組中到底是做什么的，他所完成的不僅是一次藝術創作那么簡單，而是一次心靈的地獄之旅。
《南京南京》在拍攝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在中國電影制作體系中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包括立項受阻、資金斷裂、劇本泄露、內部腐敗等等，導演陸川將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損耗在這些突發狀況上，他要陪各種人喝酒，要突擊關門對群眾演員查人頭，這些戲劇性的場面出現在這部影片中，讓我們對中國電影所處的生態環境有了一個直觀的認識。這個過程帶給導演的創作力和心智的成熟已經不能用長大成人來形容了，他需要在盡可能保持純潔的創作沖動和藝術理想的前提下，將自己歷練成一個與魔鬼打交道的人，并達到最終的妥協與合謀。
陸川在后來接受《時代周報》的采訪時說：“《南京！南京！》搭景招標1000萬元。后來我才知道應標的人全是制片主任家的親戚，打著建工的名頭，其實是三無企業。我在一筆款打給私人賬戶的時候才發現這一點，當時很生氣，直接把那個制片主任開了，但我犯了一個很低級的管理錯誤，你知道現在反腐敗都是這種想法：要把貪官留在位上，因為新來的更貪。這個吃飽了，你換一個，他照樣重來一次。你會覺得掉到一個洞里面。幸虧是我，多少導演就死在這事上，就是死磕。”這些事在他拍攝《王的盛宴》的過程中應該還會碰到，但他應該不會像上次那樣干關起門來查群眾演員人數那樣破壞行業潛規則的事情，這是一個個體與體制艱難的磨合過程，也應該是每一個要進入這個行業的創作者必需的心理準備，無論是導演、編劇還是演員。
我很喜歡看崔永元制作的一套名為《電影傳奇》的系列節目，其內容是回溯一些老電影創作過程。我喜歡這個節目并不是因為在那里出現的電影都是什么藝術精品，反而是大多數作品在當時畸形的創作環境下呈現出一種病態的媚俗和唯上，但是通過回味那時的電影工作者在體制的縫隙內掙扎求存的歷程，可以與現實取得一種奇妙的對照，因為這是新中國電影人與之戰斗了半個多世紀的創作困境，那條緊箍咒時松時緊，但它一直就在那里，冷冰冰地審視著每一個可能成為它的獵物的人。
比起五六十年代，中國電影無疑是壯大繁榮了，但這種壯大還是沒有讓它成人，而是在體制的枷鎖和市場的驅動下被妖魔化為一個怪獸，它碾壓著創作者的良知，透支著行業的信用，扭曲著消費者的訴求，中國電影的體制化生存是電影從業人員永久的命題。陸川在他的碩士畢業論文《體制中的作者：新好萊塢背景下的科波拉研究》中寫道：“所謂‘體制中的作者’就是那些在創作過程中保持對體制的尊重，在充分利用體制內提供的資源（類型和電影機制）的同時將對體制的尊重轉化為作者的自覺，并且能執著地在表達中始終關注文化命題的作者。”其實對于大多數承受體制和市場雙重擠壓的中國電影創作者來說，這只是一個理想化的創作狀態。于是我們很難看到創作水準呈持續上升狀態的中國導演，包括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寧浩、張揚等不同代際的導演，本來他們有機會通過自由的創作來成熟自己的理念和技巧，但隨著他們越發深入這個行業困境，就越發面臨各種無奈和媾和。我不敢說陸川能否在接下來的《王的盛宴》中帶給我們什么驚喜，但從它面世的艱難來看，我只希望這個妥協的結果不至于讓影片銳氣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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